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很少，60%的省(区、市)聚集在发展和追赶阶段，部分地区有望成为新秀。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头部五省(市)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各省(区、市)所处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分布呈从尾部向中部集聚的趋势。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肺炎疫情迅速蔓延，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带来了巨大影响。负面影响的背后，新的经济增长点逆势而生，数字经济在危机面前特有的韧性和免疫力极大彰显，成为助推地区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近日，赛迪顾问发布了《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以新形势下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新特点、新动力为重点，对全国31个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评估和分析，为疫情后时代各地区建设数字经济关键优势提供了路径参考。位于平均水平以上的10个省(市)数字经济产业研究中心，遵循系统、科学、可操作、可比较五个基本原则，从基础、产业、融合、环境四个关键维度，10个核心指标，41个细分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行评估，以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当前中国各地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从整体结果来看，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下简称DEDI指数)平均得分为29.6.其中10个省(市)平均水平以上，前5个省(市)与2019年相同(仅浙江与上海的排名互换)，中国数字经济总成员基本稳定，其中广东省连续4年位居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第一。分布呈现出从尾部向中部集聚的发展阶段，从尾部向中部集聚，跃升难度逐渐增加。根据DEDI指数，我国各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可分为起步、发展、赶超、新秀、引领五个阶段。从起步到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上跨越的难度就会增加。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很少，60%的省(区、市)聚集在发展和追赶阶段，部分地区有望成为新秀。但是要实现从新秀到领导的跃升，难度突然增加，再加上追赶者的赶超势头强劲，或者面临逆水行舟的局面。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头部五省(市)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各省(区、市)所处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分布呈从尾部向中部集聚的趋势。在区域分布上，三大核心区域优势突出，西部地区迎来机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区域集聚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一方面，由于三地经济基础优越，虹吸效应显著，可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三地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总体而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尚未打破胡焕庸线。但与2019年相比，2020年有8个地区DEDI指数排名上升，其中陕西、广西、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六省(区)位于中国西部，西部地区正在拥抱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努力在新的轨道上取得突破。未来，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数字经济将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的限制，改变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注入新的动能。在产业焦点上，数字牵引区域空缺，数字产业化亟待加码。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竞争优势不同。基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程度，各省(区、市)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可分为潜力型、集成升级型、数字牵引型和均衡型四种。广东、山东、湖北等11个省(区、市)均衡，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均高于平均水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最充分；安徽、河北、重庆三省(市)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远高于数字产业化，属于整合升级型；其他17个省(区、市)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潜力亟待挖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尚无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显着优于产业数字化的数字牵引型省份；从四大一级指标来看，基础指标、融合指标、环境指标平均值均高于DEDI指数平均值(29).6)代表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的产业指标平均值(24).6)明显低于DEDI平均指数。近几年来，我国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业数字化成果喜人。但是，作为数字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水平略逊一筹，未来的发展过程需要更多的投资和关注。在基础指标上，传统数字基础设施趋于成熟，5G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前景广阔。基础指标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指标标准差高于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固定宽带、4G随着网络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区的建设水平趋于成熟，改善空间逐渐缩小；然而，中国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很大，各地都在努力。G、数据中心等均处于加速布局阶段，未来仍有广阔提升空间。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扩大5G应用”。截至2020年6月底，近20个省(区、市)发布了新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计划，北京、山东、浙江等地发布了新的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在5G建设方面，截至6月底，全国5G共有40多万个基站，建设速度和规模超出预期；在数据中心方面，2020年上半年全国数据中心招标超过1700个，其中湖北招标数量和金额居全国第一。赛迪顾问预测，到2025年，全国将达到5G数据中心累计新增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成为各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产业指标上，数字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后发地区企业培育有所突破。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的区域集聚特征显著。在电子设备制造领域，珠三角、长三角、川渝产业规模优势明显；在软件服务业领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产业规模优势明显；与软件服务业相比，电子设备制造业总规模更大，区域分布集中度更高。从省份来看，广东省在电子设备制造和软件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江苏以硬件制造为主，北京擅长信息服务业；在新疆、西藏、青海等数字产业化较弱的地区，数字产业结构一般以软件服务业为主。企业方面，产业主体指标TOP10地区共聚集了747家ICT领域主板上市企业占全国ICT领域主板上市企业总数88.1%；共有92家互联网百强企业，仅北京、上海、广东就占据了近70%的席位；共有198家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独角兽企业的90%以上，其中84家.3%集聚在TOP5地区。与此同时，近两年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河南、安徽等省ICT领域主板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迅速；2019年，全国独角兽企业集中在TOP十省，今年贵州、江西、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均实现零突破，中西部地区正在全面发力，不断提高产业主体培育质量。在整合指标上，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相对均衡，R&D和设计深水区转型空间巨大。2020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指标平均值为32.2.近一半的地区得分高于平均水平，标准差为8.一是整体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其中江苏、福建、广东、安徽、浙江排名前五，引领中国工业数字化进程。从细分指标来看，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应用电子商务比例、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三个指标在各地得分差异较小，得分较低的省(区、市)较少，说明我国数字技术和设备在生产销售领域的应用水平相对成熟，为工业数字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数字R&D设计工具的普及率和网络协作企业的比例指标均衡性较差，部分省份得分较低，说明在数字R&D设计(微笑曲线上游)、数字协作(商业管理与协作)等工业数字化进程的深水区，企业转型空间仍然很大，实现我国工业领域的高度数字化协作任重道远。在环境指标方面，内陆地区发展数字商业环境，集约化建设成为未来努力的方向。广东、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数字环境指标得分仍然很高，但内陆地区的后发势头不容小觑，河南、贵州位列数字环境指标之列TOP5.前15个内陆省份占据7个席位，包括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和江西。内陆省份迅速崛起，逐步打破沿海地区商业环境优越、产业资源虹吸效应显著的局面，为内陆地区吸引和承接更多优质数字经济资源奠定基础。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成熟发展，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差异将进一步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逐步弥合。与此同时，政府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也呈现出从网上办到指尖办的趋势。截至2019年7月，全国已建成31个省级政府服务移动终端，各渠道发布21个小程序，覆盖14个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App+小程序正成为政府服务创新的标准和蓝海。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逐步推进，如何实现地方政府服务门户和移动App利用统一的数据源、统一的运营管理，减少重复建设、重复上传和多级维护造成的资源浪费，是下一步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高地位不断推动数字经济优质发展，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经济下行压力激增、国际贸易摩擦等重大挑战。各地区要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叠加、放大和倍增效应，把数字经济作为转危为机的重要引擎。有鉴于此，赛迪顾问数字经济产业研究中心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攻略科技创新制高点，实现产业链高端延伸。围绕四个方向，针对产业基础先进、产业链现代化的目标，加强基础前瞻性数字技术研究，增加源头技术供给，以基础研究突破带动领先原创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技术的重大突破，提升产业供应链风险抵御能力。深入挖掘数字技术价值，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提高数字产业化水平，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延伸。二是面向数字经济主阵地，提高融合发展能力。立足实体经济，稳步推进5G商业部署，加强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推进产业数字化，扩大产业融合，重塑生产方式、服务模式和组织形式，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弹性，加强和扩大数字经济。第三，顺应数字治理的新形势，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形成。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新形势，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法，优化治理手段，完善治理规则，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确保数据安全有序利用，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形成，引导科技、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实现数据流动协调发展。第四，规划内外双循环布局，深化一带一路交流与合作。挖掘内需潜力，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资源，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和水平，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流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各国产业协作发展的国际大平台，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主动权。作者介绍了刘旭、刘浩然、赛迪顾问数字经济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来源:2020年11月1日《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标题为编辑)